一、引 言

19 世纪中期至20 世纪70 年代， 中国传统文化备受质疑，“西学优越论”甚嚣尘上，一些中国学人“服膺西学，自叹弗如”,但凡有所影响的学人学派大多为“顺之昌者”。 可他们领悟西学优点的同时，忘记了传统“中学”固有的优势，更忽视了中国文化借由丝路通道对西方国家施加的影响。 相反，丝路国家的早期汉学教育却对“中学”的优势青睐有加， 内容主要聚焦于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欧洲之影响，具体包括“哲学影响”“来自中国的艺术、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研究主体主要由新航路开辟后的来华贸易人员、传教士和使臣组成，他们合力推进了“中学西渐”，并在欧洲掀 起 一 股 “ 中 国 热”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2017 年9 月29 日，“一带一路国际研究中心”在剑桥大学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升级。

遗憾的是，在中国学界，与“西学东渐”的研究比较，“中国文化对西方之影响”或“中学西被”这一方向的研究， 无论参加人数还是研究成果都少得多。如欲了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进程施加了何种影响、如何影响等议题，则大多依赖欧洲各国的汉学研究择机了解。 更为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对“丝路”华文教育及中国文化“西”渐更是着墨不多，对如何推动留学、访学“丝路”国家的华文教育与中国文化的“西”渐也言之不详。毕竟中国学人与华文教师沿着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对读中西；他们吸纳他者优势的同时，也在“丝路”各国参与或开展华文教育，身体力行助推中国文化在“丝路”各国的传播。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这里所称的“西”渐，与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西传关系密切，但又做了范围的拓展，包括政治学意义上的西方方向，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美国等西方国家。 毕竟，中国文化如果未来不能被这些区域的接受主体迷思采纳，我们“一带一路”及“海上丝路”的国家战略就不可能成功。

欣慰的是，一些中国学者看到了中国文化“西”渐的自塑之路， 比如李德凤从翻译学视角入手，考察“中国梦” 的英译在国内外英文媒体上使用的差异，指出该词的英译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传递的启示；孙会军以贾平凹的《废都》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其英译本体现的中国形象。 但上述研究大多停留于某一学科的局部分析，疏于整体与系统的“中学西渐”的策略研究，从中国学人的丝路华文教育实践，进行针对性的此类研究少之又少，对中国学人“西”渐与“丝路”华文教育兴盛的因果关系探究较少。

一般来说，“华文教育是指对侨民、 外籍华人、华裔和少量非中国血统的外国人进行的汉民族语言文化教育”[1]。 显然，华文教育的对象除了海外华裔，还包括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外国人，教育的内容除了祖语习得（华裔）与外语习得（非华裔）之外，还包括祖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教育。况且，“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2]。 由于20 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重创，欧洲越来越借助中国躬身自省；及至当代，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飞速，越来越多的非中国血统的外国人以中文为外语的习得对象，以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及经济等为研究对象。 因此，华文教育的外延有扩大化的必要，即任何在国外进行的有助于中国文化世界传播的教育和研究举措，皆是这里所称的华文教育：它包括以中文作为外语的语言文化教学及研究、外汉学研究、中国学研究，以及传统意义上的针对华裔的祖语语言文化教育和研究。这与贾益民主张的“大华文教育”的基本内涵存在很大类似，他认为国外任何有关中国文化推广的语言教学、文化教育、汉学研究等活动，都可纳入其中[3]。但这里又有所补充，即把国外西方汉学或中国学教育与研究置身其中，且对此予以重点考察。考虑到研究数据的确定性及其对中学西渐的世界影响，国外大学中的东方学院、东方语言系及中国研究中心等进行的中文研究与教育，将会成为文章研究数据的主要来源。 毕竟一些欧美学者，与中国未曾谋面，却能长篇大论地评论中国的具体事物，个中原因除了他们大量阅读西方汉学的典籍之外，还与他们深受一些留学、访学的中国学人的影响有关[4]。 尤其自19 世纪末至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借由传统的海陆“丝路”，负笈西方，他们学习西方的同时，也设身处地参与了“丝路”国家的华文教育、汉学与中国学研究，推动了欧洲历次华文教育的兴盛。

文章来源：《新丝路(上旬刊)》 网址: http://www.xslzzs.cn/qikandaodu/2021/0730/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