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这一定性假设， 获得其中的实证数据，研究借由“丝路”华文教育之路，以“中学西渐”为导向，教育比较及文化比较研究为理论，内容分析为方法，NVivo 为载体， 建立相关数据的语料库以备编码赋值之用。同时，借助这些质性数据，验证中国学人西渐与“丝路”华文教育之间存在的正向关系，以及“中学西渐”质化过程中的文化互动关系。 这种注重量化数据及社会科学分析的研究方法，与二战之后美国区域研究之汉学研究的方法大体类似[5]。那么，因果关系的定性结论就建立在显性数据之上，那些容易忽视的推论就能重新得到数据的昭示，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反思与策略优化就能得到数据的洞见。

二、 中国学人西渐与丝路华文教育兴盛的质性图解

为了验证上述定性假设，课题组以内容分析为方法，即借以NVivo 为质性分析软件，“通过赋值编码与分类，对文本的显性与隐性信息进行解构”，然后把这些裂解的信息回归整体，进行拟定的质性研究[6]。首先，以“华裔”“西方汉学家”及“华文教育”为关键词，在CNKI（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分别进行“主题”“关键词”及“标题”的检索，下载北大核心及以上等级的相关论文， 然后从中随机抽样，组成“中国学人与丝路华文教育”为主题的50 篇期刊论文样本，且以PDF 格式导入Nvivo 系统。其次，对这些数据展开逐字逐行的阅读，随即以“西”渐的中国学人为节点名称，进行节点编码，并对每一节点编码展开节点分类，属性值共设置5 项，分别为：西渐国度、西渐年代、华文教育贡献领域、华文教育职位类别及西方汉学家与华文教育的关系，以备后续定性问题的回答。 其中，“西渐年代”设置了4 个意义属性值，即：华文教育第一次兴盛、华文教育第二次兴盛、华文教育第三次兴盛、华文教育第四次兴盛。 “西”渐名家在这四个向度的属性值分布数据，可以印证中国学人“西”渐对丝路华文教育兴盛是否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许苏民对中学西渐的历史分期标准， 成了“西渐贡献年代”上述4 个意义属性值的前三历史分期的参照， 即：16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20世纪50 年代至20 世纪80 年代[7]。它们分别对应华文教育的第一、二、三次兴盛。而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至今，即为华文教育第四次兴盛，也可称之为“中学西渐”第四次高潮。 之所以华文教育第四次兴盛的起点定格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 在于1989 年的那场风波，它打断了中学西渐的正常节奏。另外，由于16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中西交往的规模与数量不够，确切的记载也不多，所以上述因果关系的探究并不涵盖这一时期；因果关系的验证有赖后面三个时期的质性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此，编码员在NVivo 系统进行了针对性的编码赋值，以属性值“西渐贡献年代”为质性数据的如图1 及表1 所示。

图1 的柱状图表明，中国“西”渐名家在华文教育领域的贡献年代，与既定的中学“西”渐高潮或华文教育兴盛的历史分期高度一致， 其中以第二、三次华文教育兴盛的因果关系最为显著；而第四次华文教育兴盛因为可供统计的时间只有20 余年，匹配节点数远没有第二、三次多，但因果关系已有明显显现。 如果从NVivo 系统导出图1 的数据列表，中国学人“西”渐与华文教育兴盛的正向关系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揭示。

图1 中国学人“西”渐与丝路华文教育兴盛的正向关系示意图

表1 中国学人“西”渐与华文教育兴盛的正向关系数据表西渐贡献年代 匹配节点数华文教育第一次兴盛 0华文教育第二次兴盛 111华文教育第三次兴盛 117华文教育第四次兴盛 37不适应 1不分配 0总节点数 266

表1 的数字表明，中国“西”渐名家总计编码266 个节点，其中不适应华文教育兴盛历史分期的任一属性值的编码点数为1，二、三、四兴盛的编码节点数分别为111、117 及37， 三者占比依次为41.89%、44.15%和13.96%。 可见，中国学人的“西”渐的确助推了华文教育的兴盛。

既然中国学人“西”渐与华文教育兴盛的历史分期高度契合，随之需要证明的是中国学人西渐的主要国度有哪些？它们是指向传统意义上的丝路沿线各国，还是当代意义上的丝路国家，前者实为狭义，后者当为广义。为此，以属性值“西渐国度”为参照对象，在NVivo 上进行“探索”操作，获取相关图表及其数据汇总，具体如图2 与表2。

图2 中国学人“西”渐国度与“丝路”国家关系数据表

文章来源：《新丝路(上旬刊)》 网址: http://www.xslzzs.cn/qikandaodu/2021/0730/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