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2 柱状图可知，中国学人“西”渐国度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以美国为最，英国次之；其中欧洲国家为传统丝路方向的现代延伸，而狭义层面上的丝路国家比例不高，只有俄罗斯与新加坡等少数几个国家。 但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成了中国学人西渐的另一主要国家，它与新西兰构成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向拓展。与图2 对应的NVivo 数据列表对此也予以了数字的明证。

表2 显示，与中国学人“西”渐国度关联的匹配节点总数达265 个， 其中美国匹配节点数达173，占比高至65.28%， 比所有国家总和还多； 其次为英、澳、德、法等欧洲强国，但彼此之间的数差不大。

表2 中国学人“西”渐国度与“丝路”国家关系数据表西渐国度 匹配节点数美国 173英国 24澳大利亚 22德国 20法国 15日本 4新加坡 3荷兰 2新西兰 1其他 1总节点数 265

综合图1、图2 及表1、表2 的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学人“西”渐与“丝路”华文教育兴盛之间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 西渐的中国学人以讲师、教授、研究员、馆员、译员及作家等身份，与西方本土汉学家一道，共同缔造了当代意义上“丝路”国家的华文教育兴盛，即为中学西渐及西学东渐的双向对流做出了无可磨灭的贡献。如果从NVivo 的图示及数据指向回到对应的研究文本内容，中国学人西渐与华文教育兴盛的正向因果关系可以愈加例证。

三、中国学人“西”渐与“丝路”华文教育兴盛的关联举隅

追溯历史， 早期为华文教育做出贡献的多为欧洲的留学、访学人员。 就英国而论，康有为于1909年游学牛津与剑桥，留下了《牛津剑桥大学游记》的珍贵史稿，它为中外读者留下了一座中外教育史及康有为本人教育思想的丰碑。德裔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教授夏德在自传中回忆，“他在纽约时书斋里的常客有维新派哲学家康有为”[8]。 可见,康有为与西方汉学界的联系颇为紧密，为国外汉学教育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1922 年春天，徐志摩在剑桥国王学院旁听学习，随之与撰写《中国问题》一书的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持续交往，情愫颇深。 他随后在剑桥河畔写下了闻名于世的《再别康桥》， 现在这首诗歌已经镌刻在剑桥河畔的石座之上， 成了英国与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 1922 年7 月, 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获得了浅尝中国文化的机会，尽管凤体欠安，她还是答应与中国诗人徐志摩会面，而他也赢得了二十分钟不到的对谈时间——韦利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翻译的中国诗歌在二人心头戚戚回响。实际上，在狄更生的举荐下，徐志摩除结交了旅居英国的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之外， 还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查 理· 狄 更 斯（Charles Dickens）、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爱德华·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等英国知名作家互有联系。 期间，狄更斯的英伦西装与徐志摩的一袭长衫相映成趣，他们坐而论道，推盏并看；而狄更斯经由徐志摩的醍醐指点，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户。 徐又与艺术家兼批评家罗杰·弗莱探讨中国古代的绢画与宋瓷，更与中国文学的译者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切磋盛唐诗歌。他对罗素敬仰至深，谋面之后成了至交好友；罗素以专著《中国问题》赠予对方。 也正是徐对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稔熟精到，以至福斯特把二人之间的邂逅视作生平的一大快事[9]。

辜鸿铭则是将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到西方世界的中国第一人, 他先后翻译出版了 《论语》（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和《中庸》（The Conduct of Life，1906）；他还著述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Movement，1910）。 辜氏学贯中西，各国政要文人竞相求见，如伊藤博文、 托尔斯泰、 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芥川龙之介 和泰戈 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他们或亲自拜访，或馈赠重礼；“而无缘相见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之为‘最尊贵的中国人’”[10]。 那时的辜鸿铭“俨然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了，西方人谈论起中国时无不称引辜氏著作”；以至 “40 多年后， 林语堂先生到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 Leipzig）读书，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德国哥廷根等大学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10]。 此后，1919 年，傅斯年——中国的伟大教育家，先后负笈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与伦敦大学留学深造，期间帮助威尔士（Herbert George Wells）撰写《世界史纲》的中国部分。曾经留学英伦的中国学者钱钟书以毕业论文的形式， 论述了17、18 世纪英国文学的中国形象,其论文现收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1935 年，英国慈善家斯博定（Henry Spalding）在牛津大学设置“斯博定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的教席。钱钟书对这一职位进行了申请，最终未能如愿；随后，他奔赴巴黎继续求学。因为对中西文化的精通，《毛泽东选集》英译组主任委员的荣耀加在他的身上，为当代中国文化的西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99 年，复旦大学教授、院士杨福家连续三次被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聘为校长，并积极推进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成立。2007 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应邀主持了剑桥大学具有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之称的“马歇尔讲座”，成为剑桥大学经济讲坛的中国第一人。

文章来源：《新丝路(上旬刊)》 网址: http://www.xslzzs.cn/qikandaodu/2021/0730/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