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中国早期佛塔须弥座图像Fig.1 Sumeru Pedestal image in the pagoda of early China

图2 隋唐时期佛塔须弥座图像Fig.2 Sumeru Pedestal image in the pagoda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由须弥座从塔座到殿座的演变分析,须弥座在规划空间上沿中轴线布局,在造型形制上采用高台基和重装饰特征,说明须弥座在此时期已经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布局思想,是隋唐本土文化在建筑文化和等级制度上进一步融合的表现。

纹饰作为传播媒介具有典型符号性特征,在丝路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梳理隋唐时期须弥座纹饰发展演变,不仅集中反映该时期佛教文化传播印迹和工艺制作水平,而且为须弥座的中国化和世俗化特征提供材料见证。佛塔须弥座纹样较于佛像、其他小品须弥座不尽相同,受工艺、材料限制,须弥座纹饰整体上形式表现更为精炼简洁,纹样选择更为固定统一。佛塔须弥座早期阶段装饰内容较为简单,大多素面无饰或少饰,与佛座须弥座十分相像,是受早期外来佛教主流文化影响的结果。由云冈北魏石窟浮雕塔须弥座可见,在束腰上下仅强调几层水平线条,其立面基本上素面无饰,或仅有一些简单的忍冬纹、莲花纹加以点缀。由现存的图像可以看出,这种简洁的装饰风格一直到了隋代仍然非常普遍[10]。但值得肯定的是,在须弥座产生早期,带有外来文化特征的莲花纹、忍冬纹等纹饰随佛教传播至中国,且图案形态相对成熟,广泛应用在菩萨头冠、佛像衣饰、佛龛列柱、建筑构件中。而没有广泛成熟应用到须弥座上的原因,正说明在唐代之前,佛塔须弥座由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还在进行,未得到充分融合。

迨至唐代,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促进,使得丝路文化交流的规模、程度前所未有,促进了不同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须弥座造型开始复杂起来,装饰纹样也更为丰富多样,叠涩层增多,束腰部位显著增高,并有小立柱将之分成几部分,镶嵌壶门,雕刻着花草纹样或佛家人物,束腰立柱一般雕刻为“玛瑙柱子”或“金刚柱子”形。通过对已有遗存佛塔和石窟图像的须弥座考察发现,主要有莲花纹和卷草纹为其代表,造型饱满优美,线条流畅繁复。莲花纹是须弥座最常用的装饰图案,早期艺术风格受外来文化影响,北魏云冈石窟须弥座中莲花纹为单莲瓣,造型粗实宽肥,瓣叶凸出,外来风格明显;隋唐时期须弥座上下枭部分常用莲花纹装饰,尤其以仰莲和覆莲居多,区别于北魏时期石窟图像的对分式莲瓣形态,莲花叶片形状如桃子造型,造型浑圆肥大,雕刻立体感强,常以双线强调其轮廓,可以说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适应的结果。此时期的莲花纹开始走向与世俗生活相关的纺织品,由敦煌石窟壁画中唐代供养人的衣饰和考古出土的莲花绫上可见,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彼此渗透[11]。主要由莲花纹影响、多类花卉集合而成的宝相花也出现在须弥座中,常在上下枋予以装饰,呈中心放射状排列,象征佛像,寓意吉祥,因此也成为唐代时期经典的装饰纹样。忍冬纹是丝路文化传播中常见的外来纹样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广泛运用。而在隋唐时期,传统造型与本土文化融合,逐渐发展演变为具有中国特征的卷草纹样,须弥座上下枋也常采用该纹样装饰,造型上注重体积感的塑造,构图上注重变化多样,各种花朵叶片雕刻精美,轮廓线条流畅。它生动表现了植物特有的生命力,其独特的“S”型构图形成了一种连绵不绝、轮回永生的艺术效果[12],是以具象形式表达无限意识佛教思想的代表纹饰。另外,壸门里雕刻多种纹样,既有佛教人物题材,也有民间动物题材,其形态各异,图像精致,彰显隋唐时期艺术风格的恢弘与气魄。表1为须弥座部分纹饰汇总。

表1 须弥座部分纹饰汇总Tab.1 Summary of part decorative patterns of Sumeru Pedestal序号纹饰样式装饰部位来源含义1莲花纹上下枭,束腰(立柱、角柱)佛门八宝、四大吉花佛国的象征,称之莲界2卷草束腰、上下枋、圭角忍冬纹演化而来连绵不绝、轮回永生3椀花结带束腰、上下枋花草加上两端的飘带组成佛教教义、本土文化4宝相花上下枋由莲花为母体演变而来象征佛像,寓意吉祥5动物类—上下枋,束腰(立柱、角柱)中华文化传统装饰图案神秘、崇拜、祥瑞6人物类—束腰、上下枋佛教传说佛教教义、佛传故事

须弥座形制和纹饰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融合发展发生着改变,形成了一个由简至繁的变化过程。在北魏时期整体风格朴实古拙,外来文化特征突出,在隋唐时期受佛教本土化和世俗化影响,其艺术特征经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独具中国民族特征的台基形制和装饰纹样。须弥座形制和纹饰在中国适应演变的过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丝路文化和佛教观念的认知,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

文章来源：《新丝路(上旬刊)》 网址: http://www.xslzzs.cn/qikandaodu/2021/0205/5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