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丝路艺术作为文化载体将中华文化与丝路沿线各国的异质文化相互适应,呈现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繁荣景象。文化传播的适应理论强调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互影响,丝路艺术作为古丝绸之路文明传播的载体,积极扩散推动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相互适应和共同繁荣,以不同门类特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展示了人类在漫长而宏阔时空中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精神[1]。须弥座是丝路艺术中独特的建筑和图像艺术,是不同文化相互适应和融合发展的结果。根据梁思成先生《台基简说》的考证,中国的须弥座最早见于南北朝,在早期主要应用在石窟佛座上,后来逐渐应用在塔座上,其文化传播依据“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佛教思想内涵,受犍陀罗佛教美术影响经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而后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由外来文化象征演变为中国特有的建筑文化,由敦煌莫高窟第231、361窟壁画可见,须弥座在唐代已成熟应用于重要建筑中,并被认同为较普通台阶更高级的建筑形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需要从佛教文化传播的动因研究隋唐时期特定丝路文化的传播影响机制,加以造型和图像演变视角佐证,以揭示须弥座脱离佛塔母体逐步应用到其他重要建筑的文化原因。

1 研究概述

1.1 理论框架

适应理论是文化传播的动力理论,强调一种文化只有适应另一种文化的需要,才能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发生传播。就隋唐丝绸之路而言,佛教文化是影响能否在中国文化中传播和发展的主动因素,只有选择适应隋唐文化的特色,并对其文化采取依附和应变,才能有利于广泛传播。国际知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John W.Berry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研究两者交互影响过程中不同文化适应的类型[2]。其中融合是文化适应过程中最理想的策略,一方面重视保持本土文化特征,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外来优秀文化成分。以文化传播视角研究丝路艺术的形式演变,可以揭示其形式应用与发展的文化动因,探视须弥座形制和纹饰演变与文化的关联,为文化传播的适应理论提供来自丝路艺术的材料佐证。

1.2 须弥座解说

为揭示隋唐须弥座由宗教场合延伸至社会场合的原因,首先对研究内容作以简单概述。古希腊和古罗马工匠所创造的须弥座,几世纪后竟辗转万里带到了中国,继续在原有形式上发展演变,经过文化的传播和融合,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形式[3]。早期的印度佛教雕塑中,佛陀并没有具体的形象,直到犍陀罗时期因希腊人的统治,其艺术风格逐渐由象征转为具象。在古希腊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期孕育了犍陀罗文化,其最大贡献在于创造了佛陀形象,在佛像下雕刻仰俯莲花座,这是须弥座的艺术来源。而“须弥”二字最早见于佛教典籍,是古代印度神话中的圣山——喜马拉雅山的名字,须弥山是梵文Sumeru的音译,意为“妙高”“安明”“善积”等。《长阿含经》《阿毗达摩俱舍论》等佛经中对须弥山的世界空间布局有详细记载: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周匝环绕“九山八海”“四大部洲”,日月绕其旋转[4]。由此,须弥座是一种上下部分凸出、中部凹进,象征须弥山宇宙空间观的基座。

2 须弥座传播与丝路文化关联

隋唐时期文化上广泛吸收异域外来文化,加强多元文化融合,为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隋唐两朝代绝大多数统治者皆对佛教持包容和支持态度,国内寺院众多、佛塔林立,据相关史料记载,“右隋普六茹杨氏二君,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现在虽难以佐证隋唐时期佛寺确切数量,但可以肯定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进入了鼎盛局面。由此可见,众多佛教建筑作为传播载体为须弥座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佛塔最初选用须弥座作为天地之界有其宗教原因,除须弥山宇宙空间观的思想内涵以外,宫治昭先生认为凡是表现佛传涅槃的场合,出现的都是佛塔,不仅因为释迦涅槃、荼毗之后建造了佛塔,而且只有佛塔本身才能真正体现“佛教理想涅槃的实现”,佛塔是最好的涅槃象征[5]。同时,释迦涅槃之后遗存的舍利,佛教信徒皆建塔以供之,“强调舍利塔之重要是因为见此即如佛陀之现身”[6]。因此,佛塔本初就寓意佛陀的涅槃。佛教的造型艺术是从建筑石质的舍利塔开始的,第一次出现在阿育王时代,是在北印度普通民众中发展起来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7]。须弥座象征的宇宙空间观在文化上契合了佛塔本初的涅槃思想,在功能上也符合佛塔建筑稳定之需要。总之,从佛塔选择须弥座开始,象征宏大无际空间观的须弥座已成为佛塔涅槃整体艺术的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新丝路(上旬刊)》 网址: http://www.xslzzs.cn/qikandaodu/2021/0205/5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