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1879 年， 校长查理·艾力特(Charles W. Eliot) 聘请宁波人戈鲲化来校担任汉文教习[16]。这间接促成了1906 年哈佛大学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北洋大学官派留学生。戈鲲化最早选用威妥玛（T. Wade）编著的《语言自选集》进行汉语教学；随后，他改以自译的诗词教材《华质英文》进行授课；同时，他与卫三畏、刘恩、杜德维等美国汉学家交往颇深，“践履了一个文化开拓者的使命”， 为此后的美国华裔汉学家，如赵元任、梅光迪、杨联陞、赵如兰、杜维明和王德威等，提供了接受华文教育与研究的便利，“并逐渐形成了哈佛的华人汉学传统”[17]。 1921 年哈佛重新聘请了中文教师， 随后哈佛—燕京学社、东亚语文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等系所，在这所美国名校落地生根。 赴美留学的王际真, 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汉学教授，他中西合璧, 满腹经纶, 以向西方推介汉学为主要目标。 他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他将《红楼梦》用英文节译为39 章和一个楔子, 后来部分故事作提要式叙述, 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为之作序, 称其为信、 达、 雅的佳作, 并得到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的高度评价。 他的有关中国的译著出版后，“成为西方读者了解或学习中国文学的教材,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8]。1930 年，富路特（L. C. Goodrich）在演讲中诙谐指出，美国高校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合格教师的数量”，“我们用两只手就可以计算过来”。此时，美国汉学界处在急欲摆脱欧洲束缚，建立美国模式的档口；于是，一批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留学任教”，杨联陞、何炳棣、张仲礼及袁同礼等为其中翘楚，他们在美从事的中国文史研究，成了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的一些中国留美博士以中国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 陈焕章的 《孔门理财学》 为其中的代表， 它 “是中国人最早在西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经济学著述”， 英国汉学家布勒克(Thomas Bullock)称赞它“为西方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知识”[20]。 该论文由哥大汉学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与亨利·西格(Henry Seager)作序推介，并在哥大出版社付梓刊印。 陈寅恪曾经留德、留美，学成归国后与一些汉学家颇有交往。 他与古斯塔夫(Gustav Haloun)、坎 伯（Joseph John Campbell）、林藜光等人经常 “参加在钢和泰家中举办的梵文研讨班”（1926—1935）[21]。 有趣的是，美国汉学家施耐德（Axel Schneider）的博士论文，竟然以陈寅恪为研究的核心之一。 可见， 陈寅恪先生对西方汉学教育与研究影响深远。 胡适留美七年， 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高足，其《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被收入《近代文化的现象》一书，该书由查理·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编撰，纽约朗曼书局1928 年出版。在西洋学者眼中，胡适“代表中国文化”，他曾写信给哥大图书馆长Hams，建议添设汉籍；他还以“中国文化的趋势”为主题，在美先后做了六次演讲，“通过对历史的叙述与解释，说明中国‘文艺复兴’的来龙去脉”[22]。他还在英国以 “文艺复兴在中国”(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为题，先后进行三次演讲，并将它与中国现代化运动联系起来； 为此英国人冠以他 “中国文艺 复 兴 之 父” （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的雅号[8]。

及至当代，萧公权、瞿同祖、何炳橡和张仲礼等中国学者赴美后，致力于中国学研究，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张仲礼在华盛顿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主讲经济学原理、远东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史等4 门课程[23]。 而萧公权的《中国乡村》，1960 年甫经出版，即“洛阳纸贵”[23]。 他们对海外华文教育与研究的贡献，使“美国人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高深处”，“他们不仅在美国的中文教学和传统中国研究方面起着不可替代作用，而且他们在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升到专业学术水平方面亦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23]。 有着“东夏西刘”之称的夏志清（C. T. Hsia）与刘若愚（James J. Y. Liu），各自依托哥伦比亚大学与斯坦福大学两所学术重镇，在英美学界苦心为中国文学拓荒：夏志清专注于小说研究，而刘若愚专攻诗词。二人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地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们因此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

在澳洲，柳存仁（Liu Ts’un-yan）1966 年受聘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教授， 其研究兴趣重在中国传统文学,同时从事华文教学、研究和翻译中国传统小说等工作， 得益于他的汉学指导，“一些澳大利亚学者陆续成为他们各自领域中的杰出研究人员”。文学领域的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对京剧的论著堪称首创，后来他担任格里菲斯大学的首位亚洲研究教授；A.R.戴维思与柳存仁一道， 一度引领澳大利亚中国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方向[24]。 华裔学者欧阳昱（Ouyang Yu）携手美国学者布鲁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合作翻译了“在澳华裔作家的作品,推进了中文作品在澳大利亚文学界中‘正统化’的进程”。 同为华裔学者身份的吴存存（Wu Cuncun），为澳大利亚文学界有关古典文学的认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西兰华裔林敏（Lin Min） 与英裔玛丽亚·加利科夫斯基（Maria Galikowski）合作，对中国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英译与评论。

文章来源：《新丝路(上旬刊)》 网址: http://www.xslzzs.cn/qikandaodu/2021/0730/718.html